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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新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第一個“八字方針”

          來源:中共黨史網  日期:2020-07-31   編輯:黃夢田   字號:T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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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摘要:三個“八字方針”的提出都有其深刻的國內外背景,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。這里講一講1960年提出的“八字方針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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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1961年,周恩來提出的“八字方針”由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。圖為會場。主席臺從左至右依次為陳云、周恩來、劉少奇、毛澤東、朱德、鄧小平

         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工作中,中央曾先后制定了三個不同的“八字方針”,即1960年提出的調整、鞏固、充實、提高的“八字方針”,1979年提出的調整、改革、整頓、提高的工作方針和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鞏固、增強、提升、暢通的工作方針。這三個“八字方針”的提出都有其深刻的國內外背景,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。這里講一講1960年提出的“八字方針”。

          國內經濟發展遇到困難

          產業結構失衡:一是工農業比例失調。1957年至1960年,我國第一產業總產值由430億元下降到340.7億元,第二產業總產值由317億元增加到648.2億元。二是輕重工業比例失調。1957年到1960年,輕工業總產值所占比重從55%下降到33.4%,重工業總產值由45%上升到66.6%。輕工業生產的發展落后于重工業,造成了市場供應緊張。在大煉鋼鐵和大辦工廠的社會氛圍下,輕工業的設備、人員被重工業和基本建設部門抽調。三是工業與交通運輸比例失調。工業生產的大發展,需要有相應的運輸力量作保障,但由于道路和機車等發展滯后,大批生產資料和生產設備處于無法運出的境地,造成了生產要素的大量浪費。如1957年到1960年,工業總產值增長1.3倍,生鐵產量增長3.6倍,鐵礦石產量增長4.8倍,煤產量增長2.03倍,而全國貨運量只增長1.1倍,結果是一方面大量生產,一方面大量閑置,國民經濟運行質量不高。

          糧食生產出現問題。從1959年到1961年,全國年平均糧食產量實際為1536.5億公斤,比1957年減產21.2%,人均占有糧食為216.5公斤,比1957年減少85公斤。“大躍進”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對農業生產的破壞,以及公共食堂等造成的糧食浪費,全國大面積農田連續幾年遭受自然災害,使糧食問題更為突出。全國不少地區糧食供應不足,甚至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。

          基礎設施投資過大。“大躍進”運動中,隨著基建規模的急劇增長,職工隊伍迅速膨脹。1957年基建投資只有100億元左右,1958年至1960年基建投資共達1112億元,年均370.7億元。施工項目,1957年只有900多項,1960年達1815項。工廠企業增加太多,職工人數三年內增加3000多萬人。城鎮人口,1957年只有9900萬人,1960年增加到1.3億人。

          1958年到1960年三年連續出現財政赤字,總額接近170億元,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字。1961年仍有赤字10.9億元。與此同時,貨幣發行量大大增加。1957年末的貨幣發行量為53億元,1959年上升到75億元,1960年上升到96億元。由于增發了鈔票,而物資沒有相應增加,通貨膨脹壓力很大。由于財政赤字加大和貨幣發行量增加,很難實現財政和金融的相互配合。

          中蘇關系破裂

      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,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敵對中國的政策,對中國進行封鎖包圍,中國倒向了社會主義陣營一邊。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給予中國很多幫助和支持。蘇共二十大后,中蘇兩黨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,此后關系逐漸惡化,蘇聯終止了同中國的經濟合作。

          1960年7月16日,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,決定召回在華的全部專家1390名。蘇聯政府還通知中方終止派遣專家900名。蘇聯專家分布在中國經濟、國防、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等250多個企業和部門。蘇聯專家回國時帶走了所有圖紙、計劃和資料,使中國大批在建項目陷于困境,本來已經困難重重的國民經濟雪上加霜。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的70%多是和蘇聯、東歐國家進行的,中蘇關系破裂導致中國外貿形勢急劇惡化,中蘇兩國間進出口總額呈直線下降趨勢。中蘇貿易從1959年的20.97億美元降至1962年的7.01億美元。到了1966年降至3億美元,1969年降至5400萬美元,僅占當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的1.3%。

          經濟調整“八字方針”的提出與實施

          1960年6月,中共中央上海會議期間,毛澤東寫了《十年總結》,強調實事求是的原則。他指出,在制定國民經濟計劃時,要留有余地,寧可少些,讓實際超過,打得太滿,就會被動。他認為1960年的指標還要加以調整。7月,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提出要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。李富春于8月中下旬在對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進行研究時,根據上海會議和北戴河會議精神,特別是根據周恩來的意見,提出應以調整、鞏固、提高的方針安排經濟工作的意見。8月底,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黨組的匯報后提出,應在調整、鞏固后面加“充實”兩字,從而最初形成了完整的“八字方針”的意見。1960年9月30日,中央轉發的國家計委黨組《關于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》,首次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、鞏固、充實、提高的方針。1961年1月14日至18日,中共八屆九中全會討論批準了這個方針。

          “八字方針”的主要內容是調整國民經濟各方面的比例關系,加強農業和糧食生產,調減工業特別是鋼鐵生產指標,使工業發展建立在農業過關的基礎上。適當提高和民生密切相關的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速度,適當控制重工業,特別是鋼鐵工業的發展速度,同時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,使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得到統籌兼顧,全面安排。要鞏固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成果,使其向縱深發展。要以少量的投資充實一些部門的生產能力,使其配套成龍,發揮更大的經濟效果。要提高產品質量,增加產品品種,提高管理水平和勞動生產率。

          到1962年,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,調整、鞏固、充實、提高的“八字方針”初見成效。1963年8月,李先念在談到兩年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績時指出:“減少職工和城鎮人口,是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的環節。過去兩年中,在這方面進行了艱巨的工作,取得了很大的成績。1960年底,全國由國家支付工資的職工人數共有五千零四十三萬八千人,全國城鎮人口共有一億三千零七十三萬人。1961年和1962年,共減少職工一千八百零七萬人,減少城鎮人口二千二百萬人。”“六十年代初那次調整,當時困難重重,不調整就無法渡過難關。因此,在開始調整的時候,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總規模都退了下來,那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的,是必要的,是正確的。”

          1965年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基本完成,1966年全國基本完成了預定的國民經濟調整任務,國民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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